去过潮汕的人都说，潮汕很“封建”。其实他们说的“封建”，是指潮汕完整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文化叙事以及儒家精神。这些精神在中原和北方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荒烟蔓草间十大股票配资平台，却在偏僻的潮汕保留了下来。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的正是潮汕人的故事。不过，如果这个故事仅仅讲述潮汕人下南洋的苦难和爱情，大概率会是一部平庸之作，还好创作者为这个故事注入了其它洞察。
潮汕民俗
人为什么会被古老的道德感动？
很多人说，看《给阿嬷的情书》很感动，我相信这是真情流露。
这些年，打动观众的电影其实有某种共性——它们都讲述了在宏大历史的碾压下普通人如何用一生去对抗命运的故事，比如《海角七号》，《相亲相爱》，《给阿嬷的情书》等等。它们之所以能打动人并非偶然，而是深入挖掘了早已消失的古老道德。
这种古老的道德就是，有情有义，言而有信，一诺千金。命运可以剥夺我的故乡、我的人生、我的爱人、我的青春，但它剥夺不了我曾做出的承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信守承诺是人类最后的尊严。当这种古老的道德被电影复活，无疑会带给现代人一种宗教般的洗礼——这些精神是如此稀缺，足以震撼人们的心灵。
当历史的无常将普通人推到生离死别的困局，道德就成为人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在电影中，主人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成为古老道德的一部分，他们通过这种古老的道德连接祖先、历史、文化和家国。此时，道德已经升华为宗教（宗教的英语是religion，意为连接）。
而现代人早已成为孤立的原子，失去了和古老道德的连接，他们也很久没有经历把自身置于一个集体、土地和时间之中的体验。而作为人类，孤独的个体永远渴望连接。
《给阿嬷的情书》不但重塑了这种“道德连接”，而且没有停留在苦难与泪水的表面，它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这部电影中每个人都有情有义：阿公的责任与担当，阿嬷的长情与守望，谢南枝的铁肩担道义，宗族同乡的患难与共，都呼应了片头的点题——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从潮汕人的苦难史到挖掘出“有情有义”这个闪光点，指向了一种古老的儒家精神——情义契约。
当然，儒家从来不谈“契约”，那不是儒家的语言模式，但儒家精神中却充斥着“信”与“义”的契约。论语中有“言而有信”，传统文化中有尾生抱柱、一诺千金、义薄云天等故事。儒家的本质是关于人的伦理规则——如何做人、如何对待他人。比如承诺照顾朋友的遗孤，那么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放弃，这叫“义不容辞”；受人点滴之恩，日后涌泉相报，这叫“知恩图报”……都是一种“情义契约”。
和西方的“人-神”契约不同，儒家契约是建立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然法之上。“我期待你如何对待我，那么我就先如何对你”。不管是“义”还是“信”，儒家的情义契约并非靠法律强制，而是基于自然法中人与人的对等，是天理。这个天理和古希腊“安提戈涅葬兄”所遵循的“天道”一样，是对自然伦理的尊重。
虽然和西方的“人-神”契约相比，儒家契约缺乏超验性，但在古代同样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程。它让儒家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建立信任，奠定了这个民族生存的根基。
这几年，海峡对岸很多优秀电影都根植与这种儒家伦理，《海角七号》、《相亲相爱》、《孤味》等等，主人公都不是为了利益，也不是为了算计，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对得起死者的托付。
观众被感动，因为这种“情义契约”在今天早已成了一种稀缺品。观众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敢、或者不愿去做的那种人—— 一个真正有情有义的人。
我们今天之所以感受不到这种古老的道德力量，源于一种“双重失去的困境”。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我们既丢弃了传统的儒家伦理，也没有接受西方的“人-神契约”。西方的契约精神根植于“律法历史”和基督教传统，在东方本就水土不符，于是我们跌落到一个“道德夹缝”中——现代人虽然知道一切商业规则，明晰各种法律，但是却没学会如何在没有合同的“默会关系”中履行契约。这个“道德夹缝”催生了今天一切问题——食品安全、信任危机、道德沦丧、底层互害、交易成本高企等等。
“无用之用方为用”
《给阿嬷的情书》还呈现了另外一个洞察——即使在最苦难的年代，也不能放弃对精神的追求。
男主和谢南枝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开始追求的都是“有用”，也就是吃饱饭。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因为不识字连书信都无法阅读，才明白了“无用”（读书）的作用。正是对“无用”的坚守让他们没有被环境同化，反而在精神上超越了环境。他们坚持让孩子们读书识字，那些孩子长大后也没有忘记那个教他们识字人的，于是把自己捐赠的学校以阿公的名字命名。
对“无用之用”的点题是对整个影片的升华。国家想繁荣，民族要富强，人想要有更高的成就，仅仅停留在做生意、吃饭和生娃这些功利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一切伟大都在“功利”之外，伟大需要那些“无用”为其加冕。要摆脱悲惨的历史循环，跳出积贫积弱的王朝更替，需要超越功利主义从根本上做出改良，尊重那些看起来“无用”的东西。
在中国的儒家伦理中，除了经世治国的功利主义，读书也被视为一种人格修养。所以中国的潮汕地区到今天也有很多坚持“耕读传家”，完整地继承了儒家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潮汕地区不仅出商人，也出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
潮汕人为何可以“儒家重生”？
为什么在现代化转型中，潮汕人可以完整地继承了儒家伦理？其实这并非偶然，而是一场历史和地理的综合塑造。
首先，远离战乱让潮汕保留了完整的宗族结构。相比中原和北方千年战乱对文化的摧毁与重塑，作为中原汉族后裔的潮汕人却把宗族结构绵延了上千年。在潮汕，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大宗族，有着完整的祠堂、族谱、家训体系。在这种宗族结构中，个体不再是原子化的，而是宗族中的一个节点。一个人的身份、信用、安全都在这个网络中展开。
其次，道德是基层自治的必然产物。在潮汕社会，宗族承担了大量本应由政府负责的职能——比如调解纠纷、救济孤寡、兴办学堂等等，本质是一种基层自治。而基层自治必然会催生道德，一个在宗族内不讲情义的人会信用崩塌，失去一切社会支持，这在潮汕地区等于社会性死亡。宗族自治结构是人类自发秩序的体现，和西方“自下而上”的自治精神是一样的，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
所以，潮汕之所以能够让“儒家重生”，是地理的偶然性让他们避开了中原的王朝更迭和无休止的战乱，保存了汉族最原初的宗族结构。在今天看来，这种基于自发秩序的宗族结构在特殊的时代可以迸发巨大的活力。
儒家重生与现代性启示
当我们看到儒家精神在海外、在中国曾经最边陲的潮汕地区重生，会深刻体会到历史的无常。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北方，今天却已经遗失了这种精神，反倒是迁徙到了南方的潮汕人把儒家精神中宝贵的一面保留了下来，这是真正的“礼失求诸野”。
很多人说，原来儒家文化中还蕴含着如此坚韧而温暖的力量。确实，任何文化中都包含着积极和消极的两个部分——积极的部分曾经维系过这个文明的秩序，而消极的部分最终演化为对自身的束缚。儒家作为维护中国传统秩序最坚定的力量当然有积极的一面，至少你应该分清楚，它和那个充满暗黑、奴役、统治之术的法家的不同。
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呼吁复兴儒家精神。因为儒家精神根植于静态的农耕文明之上，早已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人类“工具理性”如此强大的今天，“价值理性”如何存在这个深层问题。如果只关注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却忽略了背后的道德力量，那么社会的堕落就不可避免。
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儒家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科学也无法替代人类做出价值判断十大股票配资平台，这让现代人滑入“道德夹缝”，进而导致了一切社会问题和弊端。只有当我们开始思考如何从这个“道德夹缝”跳出来，真正的救赎才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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